二十大报告“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十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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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中国纪检监察报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原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这句古语为人们刻画、描绘了美好的社会愿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为万民所共有,可以进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
天下为公,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既是一个空间意义上对全部世界、整个大地的描述与想象,又具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即“天下”的代表者是人民,“天下”是指包含所有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古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视野局限,却并不妨碍他们涵养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创造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中华文化。如梁启超所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自先秦以来,天下便是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思考和关切的对象,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实现的终极目标。
天下为公的思想,源于对天地自然的深刻体悟。在古人看来,天之为天,最基本的德即无私。《礼记》有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天无私而覆盖万物,地无私而承载万物,日月无私而照耀万物。效法天地之德而治天下,便要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天下生民各得其生养。因此,人民至上、造福百姓是天下为公的题中之义,天下为公的精神最终要落实为顺民心、保民生的事业。同时,《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华文化基因里深埋着“四海一家”的和平理想,人们秉承“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理念,崇尚中正仁和,睦邻友邦,善交天下。“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这些思想成为古代先贤的共识。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展现了一幅最崇高而远大的关于人类美好社会超越性的理想和愿景。在中国人看来,这一文化理想,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可以拾级而上的大道。《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是居天地之间的关键所在;《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了“行道于天下”的基本步骤——修身养性、克己奉公,推己及人、严以治家,由家及国、以国为家,最终与天下人同其忧乐。
循着人这个根本,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国人特别是“士”极为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使命。为着“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一代代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义而忘利。《中庸》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凝铸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让“天下”这个看似宏大的字眼,如此真实而近切。
天下为公的大道,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支撑所在,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精魂所系。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天下观,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大党之大、大国之大,不仅在于体量大,更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大党大国的国际责任融合在一起,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梦不仅是家国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也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统一的梦。办好中国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胸怀天下、天下为公,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力量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作者:郝思斯)
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出自《尚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影响深远。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从孔子的“富之教之”,到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再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历史上诸家学说都推崇“民为邦本”的思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更加懂得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尊重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愿景,更加自觉用服务人民的躬身实践为“民为邦本”思想注入全新内涵。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正是人民立场、为民情怀的生动体现。“这里好,离群众更近一点,他们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时代楷模”孙丽美原来的办公室在村委楼三楼,后来她把办公室搬到了二楼便民服务窗口的第一个位置。“离群众更近一点”,不只是空间的距离,更是心灵的距离。无数党员干部像孙丽美一样,坚持人民立场,扎根基层一线,倾情为民服务。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陈乔年立志“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这是革命先烈坚守初心的夙愿;黄大发直言“我们修水渠用了36年,都是为了老百姓”,这是共产党员坚守初心的行动;黄文秀抱定决心“建设家乡,让更多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这是新时代优秀干部坚守初心的誓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使得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如何对待群众的“急难愁盼”,最能体现作风,也最能看出党性。焦裕禄总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谷文昌经常告诫自己群众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廖俊波自称“樵夫”,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群众利益无小事。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自己的事,扎扎实实立好共产党人的样子,树好人民公仆的形象。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纾民困、解民忧、帮民富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一道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作者:向贤彪)
为政以德
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古人把“立德”作为“三不朽”之首,从政为官更需立政德。《论语·为政》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充分彰显了良好政德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体现了人们对“为政之道、德在其首”的认同和推崇。
政德是立身为政的“奠基石”。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君子以修身为本”,要求“修身养德,积德累善”“正心明道,怀德自重”,追求德才兼备、怀才抱德。于从政为官者而言,应明白“德为政之本,为政先修德”的道理,把古训中“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等一系列博大精深的思想,当作自己修养政德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政德是为政者安身立命的“顶梁柱”。“惟德扬名,可以不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清官廉吏之所以名垂青史,首先靠的就是他们的道德影响力。相反,《论语·述而》中谈到“德之不修”是令人忧虑的,《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把“少德而多宠”作为“三危”之一,说明人们的所得应该和其自身的品德相称,否则就会带来灾祸。
政德是凝聚人心的“黏合剂”。《尚书》中讲:“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五谷美味并不是最香的,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范仲淹也讲:“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实践证明,物以美为资,官凭德服人。一个人只有人格高尚、正气浩然,才会赢得尊敬,如果只会玩弄权术、道德败坏,便无威信可言。
政德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向仪”。《论语》中写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党员干部的政德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也是人民群众最为看重的品行,因为政德不仅是个人立身为政之基,更关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正如《左传》中所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德不配位,难以致远;德才兼备,方堪大任。有了良好的政德作保证,做人才有底气,做官才有正气,做事才会硬气。党员干部应切实加强政德修养,坚定信仰、锤炼党性以“明大德”,忧乐天下、奉公为民以“守公德”,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以“严私德”,时刻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作者:寒山石)
革故鼎新
《易经》有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思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讲:“御政之首,鼎新革故”,认为“革故鼎新”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之务。
革故鼎新是中华文化的固有特质和基因,历来被世人所推崇和践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不革其旧,安能从新?”“尊新必威,守旧必亡。”这些论述无不在强调革故鼎新的重要性。历史和实践也一再证明,只有应时与势、革故鼎新、不断超越,才会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
革故破旧,并非对旧事物的全盘否定,而是去其糟粕。鼎新立新,创建新事物,也不是无中生有、凭空创造,而是在故旧的基础上取其精华,是“温故而知新”,革故和鼎新二者不可分割。“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西汉扬雄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因、革相互交替,是因与革的对立统一,因中有革,革中有因。事物只有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创新不能随心所欲,需要坚守一定的规矩和原则。《易经》里讲:“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可见,顺天应人、应时与势是革故鼎新的基本遵循。“顺乎天”是指顺乎天道和时势,合乎自然与事物的发展规律,遵循天理、大道、公义、良知、原则,不妄作不乱为。唯有如此,创新才能守其正道,才不会偏离方向,也才能彰显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应乎人”,是指顺应人民的意志,遵从民众的意愿,把“为人民造福”作为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顺势而为。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洞察时代发展大势、聚焦人民期盼呼声的基础上,都以革故鼎新的胆识和气魄,锐意改革、勇于创新,不断超越、永不停滞,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当然,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意味着艰辛和风险,需要知难而进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韧劲和敢于试错的勇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把未知变成已知。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进入新时代,要将创新理念渗透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聚焦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开拓进取,不断革故鼎新,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创造不负时代的新成就新功业。(作者:余足云)
任人唯贤
《尚书》中有句话:“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后人据此引申出“任人唯贤”。“为政之道,任人为先。”任人唯贤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深刻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任人唯贤,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选人用人的经验智慧。不少思想家都将用贤视为国家兴衰的关键。《论语》中,仲弓问政,孔子明确说“举贤才”。《墨子》中提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荀子则认为,“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国古代留下了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美谈。古人认识到,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建功立业、安邦定国必须广纳贤才,选贤任能。
任人唯贤,首先是理解“贤”的意思。在古代,“贤”与“能”意思不同。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周礼》说:“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宋儒朱熹曾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在古人看来,贤、能之分即德、才之别。古人对于贤和能、德与才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深刻论述。《资治通鉴·周纪》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任人唯贤,就是既要选拔有贤德之人,又要注重其才干,即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古代选拔人才方法繁多,如孟子主张:“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贵在去私,归根到底是对事业的责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晋国大夫祁奚的故事。晋平公曾问祁奚谁适合任南阳令,他推荐仇人解狐。晋平公又问他谁适合担任军事统帅,他推荐了自己儿子祁午,结果都证明祁奚荐人得当。晋平公问:“你为何既举荐你的仇人,又推荐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呢?”祁奚答道:“您问的是何人能胜任,并非问及与我的关系呀!”为国家举荐贤能,必须出于公心,祁奚用能否胜任为标准来举荐人才,而不考虑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这种以国家社稷为重、毫无偏私的做法,受到人们赞誉。孔子听说后感叹:“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德才兼备,方堪重任。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选人用人的经验智慧,历来高度重视任人唯贤,强调德才兼备,重视以德为先。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建党百余年,我们党带领人民胜利走过千山万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第一资源。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我们一定能在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作者:李志勇)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篇》,“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重在阐释儒家世界观以及相关修身要求,而其理论源头在于《周易》。在《周易》中,天之于人,通过阴阳五行予以生成、造化,因此天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性思维体现在先秦文化经典以及此后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看法,即,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统一,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合一,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凝练表达。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出“人与天一”;董仲舒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提出“天人感应”;程颢阐释“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提出“天人同体”,朱熹提出“天人一理”,王阳明提出“天人一心”,王夫之认为天道之自然规律与人道之道德原则是同一的,提出“天人一气”,等等。在这些先哲的论述中,人保持着对于天地宇宙的敬畏与热爱,由此使得自身的道德人格得以挺立,从而与自然共处于和谐、从容的共生状态,最终进入超越自身、融洽万物的圣贤境界。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人中有天、天中有人。《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魏晋王弼注解《道德经》:“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周易》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些主张都告诉人们,不妄为、不乱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其建筑风格都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思想理念,其精髓皆是“天地人和”。
进入新时代,我们汲取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智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也是保护人类自己。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绿色根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前,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把握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者:刘奇山)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乾卦》,原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代表古人对天体的观察,指太阳与月亮轮流出现、白昼黑夜循环交替、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天体的运行刚健不已。所以君子自励犹如天体的运行,要按天道来做人做事,拼搏进取、刚健坚毅、奋发图强,不能一曝十寒,半途而废。
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国哲学动态宇宙观与进取人生观相统一的文化特点。早在远古时期,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已显现,“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充满了人与自然、命运等的顽强抗争。《易传·系辞》记载:“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体现了中国哲学独特的风格。要做到生生不息、永葆生机,就要善于把握事物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变化、创新的过程。效法天刚健特性、运转不息之象,也应自强不息,进德修业,永不停止。与世界的各大文明系统相比,长久地保持乐观奋进的处世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哲学理念,也在发展中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自强不息,浓缩了古代先哲的智慧和创造力,凝聚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孔子从伦理道德层面出发,反对消极无为,提倡刚健有为。“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追求真理求知若渴、孜孜不倦。在道德修养上,讲求“先难后获”“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强调立身行道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认为堪当重任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外,“凿壁借光”的匡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这些人无论是治学,还是追求人生理想,均指向个人奋发图强,渗透着奋斗于此生、成就于此世的精神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强不息从个人应具有的文化素质,拓展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独特品格与文化基因。尤其到近代,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当时,社会各阶层高举自强自立的旗帜,许多志士仁人把自强不息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可以说,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救亡图存中传承,浸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彰显时代意义。
回顾漫长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都蕴含了自强不息的精髓。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我们党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新时代新征程,凝聚着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作者:韩思宁)
厚德载物
《周易》里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即大地宽厚和顺而能承载万物,君子应效法大地,接物度量都应像大地一样,能够承载任何东西。换言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像大地那样载育万物、生长万物。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
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是历来仁人志士崇尚的道德境界。如,“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以德为行”“士有百行,以德为首”等等。做人首先要进德、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增加内涵,具备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宽厚的道德规范,才能以正直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兼容并蓄、育人利物。然而,人之厚德绝非与生俱来,更不是一成不变,需要靠后天努力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炼。
厚德载物包含“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柔和品质。《礼记·中庸》里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万物一同发育而互不危害,各种行为准则能同时进行而互不矛盾,小的德行像河川一样到处流淌,大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伟大的原因。宇宙和自然的包容特质即是厚德。作为天地之间的个体,个人应当取法于天地、宇宙、自然,学会包容万物。梁启超解释厚德载物时曾说:“君子应如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容载万物……以博大之襟怀,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以宽厚的道德,担负起历史重任。”
厚德载物体现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兼容精神和广阔胸怀。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好的东西,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5000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既坚守本源又与时俱进,既盛德日新又兼容并蓄,不拘泥于某家、某派的文化,采取积极学习借鉴的态度,吸纳一切有益的成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厚德载物精神融入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推动全社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断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进入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秉承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胸怀和视野,广泛学习借鉴其他优秀文化、文明成果,汇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作者:左连璧)
讲信修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中的这句话,大意是说,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能力过硬的人选拔出来,人人讲究诚信,谋求和睦。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以诚信、和合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将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当作一条重要原则,守诚信、尚和合。如,“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救灾恤邻,道也”,等等。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诚信始终是景行行止的道德品质,是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尺。《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发人深省。当时的并州牧郭伋勤政爱民,讲信守诺。有一次,郭伋出城之后许多儿童骑着竹马前来相送,儿童问郭伋什么时候回来?郭伋让随从计算好回来的行程并坦诚相告。儿童们说,等州牧回来的那一天,我们一定到这里相迎。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郭伋回来的日子比原定日程提前了一天。为了不爽约,郭伋就在城外野亭住了一宿,等到第二天再进城。
诚信,是一种品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诚信,也是一种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一个人以诚信为本,就能立身社会,亦可成就事业。中华民族历来推崇“诚外无物”,强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处己、事上、临下,皆当如诚为主”。对于诚信的执着与坚守,可以说已深深熔铸于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基因。千百年来,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妇孺皆知,季布“一诺千金”的佳话广为流传,人们心向往之、行践履之。以诚待人、以信做事,就能建立个人的口碑和信誉,长此以往积累的诚信红利,也会帮助自己获得更多认可和机遇。
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宇宙万物基本秩序的朴素理解,也是国人用以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法则。古人讲“睦乃四邻”,倡导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说话做事应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此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传统智慧,也无不蕴含着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和合的珍视。
对和平、和合的珍视和追求,决定了国人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各个层次关系时,始终秉持的以和为贵原则。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和合思想体现为“天人合一”观念;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和合思想嬗变为“和为贵”观念;在人与人关系上,和合思想具象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和合思想浓缩为“正心诚意”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由近及远,逐渐演化成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法则和愿景理想。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更加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讲信修睦等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守诚信、尚和合,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中华文明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充分展现。(作者:王李彬)
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典出于《左传·隐公六年》,其原文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坚持亲爱仁义之道,与邻国友好相处,这是立国的法宝。
中华民族是重信义、讲情义的智慧民族,与邻里、邻邦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与不同文明多交流、多对话,不仅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世之道,也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道德目标之一。《管子》中说,“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指要讲求道义,与邻国修好关系。《尚书·虞书·尧典》中讲,“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指协调各邦国的利益,和谐合作。《荀子·议兵》中说,“四海之内若一家”,反映了天下大同的思想。此外,还有“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和衷共济”等理念,不仅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仁”“和”的优秀基因,也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
中国人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仁善邻”,实际是中国人把处理内部事务的“仁”“和”标准,延伸到对待他国和其他民族。古代中国长期是世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明成祖时期,郑和率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未曾侵略一国、劫夺寸土,与一百年后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美洲犯下的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民族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秉持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哪怕近代以来经历过战争、遭受过侵略,仍然以宽和之心、行和睦之事。
传承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也为世界谋大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改革开放之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再到新时代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理念、重要倡议,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长风浩荡启新程。党的二十大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中就包括“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绝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前不久,在G20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6天5夜里密集出席30多场活动,既运筹多边外交,又引领双边关系;既密切大国互动,又深化南南合作;既阐释中国之治,又回答世界之问;既提出宏大倡议主张,又宣布务实行动举措。行大道的中国,以实际行动树立睦邻友好标杆,引领全球治理方向,彰显了理性、自信、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一个拥有5000多年璀璨文明的大国,一个历经百年沧桑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大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与世界各国一道,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者:兰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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